“象天法地”的天文学根源及其文学意义

“象天法地”的天文学根源及其文学意义

内容提要 “象天法地”是一个文化概念,它作为一种设计手法在中国传统建筑创作中常被使用。“象天法地”虽是对天体或天文现象形态的模拟,但追根究底其所模拟的并非是天体参照物本身之形象,更多为其所隐含的深层次的文化意义。这种文化影响,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关键词 象天法地 古代人类 建筑与城市 根源


使用的一种设计手法。自古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它是由人类自发地依靠天体星辰指导建筑定位或模拟天体形态来进行城市规划或建筑创作的一种建筑活动,其作用后的结果是使建筑、城市、环境在空间布局或外部形态上与这些天体参照物形成各种关联。
然而,这种理论的广泛传播使许多人对“象天法地”形成根源产生了错误的理解。如何区分好古代人们在建筑活动中是人为地将天体作为参照物还是天体本身即为人类活动指导的先驱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本文将从“象天法地”起源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深入论述。

象天法地的形成之初——简单的天文定位

人类有意识地进行“象天法地”活动仅出于建筑定位的需求。这个定位过程的形成经历了人们从最初的认识方位发展到学会测量方位,再到使用指定天体来测量方位等三个阶段。
远古时期,人们在构屋筑巢仅为遮挡风雨及躲避严寒的本能时,他们还不具备辨识方位的能力,此时人类思维的发展、建筑功能的进化和人们对天体方位的认知均在启蒙阶段。此时建筑形态和功能极其简化,仅能满足人们最基本的居住需求。当人类智能和思想意识提高后,人们对方位有了需求。在不断对太阳行经的观察和对这些规律的摸索中慢慢掌握了识别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辨别方法,并发现不同方位对建筑朝向、功能、舒适程度有着深刻影响,于是人们开始考虑建筑朝向。
人们相信太阳的家在日落方向,其入口在东方,人们追随太阳的足迹来建立建筑主入口的朝向,所以早期的重要建筑、庙宇等均朝向东方,于是东升的太阳成为早期人们进行建筑定位的主要参考天体。由于南向太阳眷顾的最多,对太阳崇拜极深的原始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阳光照耀便试图建造面南居室。最初人们仅凭感官去建造较多的南朝向房屋,由于对朝向精确性的需求不断提升等原因,人们深刻地体会了掌握准确定位方位的方法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努力寻找方位的定位法则。他们在对太阳运行规律的长期观察中学会了利用杆影的指示方向来测算地理的北极——子午线。“北”向的成功定位为人们解决了诸多难题,人们的生活空间有了准确的朝向。但是当大量的建造工程出现后人们需要简单快捷的方法去准确地进行方位定位,以便指导建筑或城市空间定位。人们发现,子午线总是指向同一个方位的同一颗极亮的星辰,这颗星的位置几乎不动,而附近的星座却围绕着它作逆时针方向转动,这颗星后来被命名为“北极星”。北极星因而有了特殊的使命——“北”方的代名词。由于参考北极星进行建筑定位既方便又准确,人们逐渐形成了以北极星的方位作为地理北方的航标,不断地参考它进行各种人类的定位活动。在前仆后继的天文观测者的努力下,以北极星为坐标原点的众多天体星辰成为不同方位的代名词,人们直接参考天体的方位指向进行建筑定位而疏于测算方位的来源。这样,早期的“象天法地”便产生了。
在漫长的参考天体定位过程中,人们渐渐忘却了早期人类发现了方位的定位方法并将不同方位与不同星辰相关联的事实,反而认定了自古以来的人们都是直接参考天体位置进行建筑定位的传承规律,这便形成了对“象天法地”天文学起源理解上的一个误区。

“象天法地”天文学根源的深入分析

当人类社会向高级社会发展,人们的智能从愚钝的蒙昧状态向聪慧的文明阶层迈进后,人类的“象天法地”活动已不局限于简单地参考天体进行空间定位,“象天法地”进入了模拟天空及特殊天体形态阶段。此时许多皇家建筑中出现了较多与天穹、“天宫”、四象、北斗之形关联密切的宫殿或陵墓建筑。这些与天体星辰之间形成特殊关联的建筑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古人为何要用建筑来模拟这些天体星座的形象呢?它们在效法什么呢?是在简单地模拟天体的外在形体还是内在的某种精神呢?这些精神的根源又是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逐一解析。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人们“象”和“法”的并非天体星辰本身,而是这些参照物被赋予的各种深刻的“文化精神”。正因为人们所界定的参照物具有这种深层次的“文化精神”才致使其外部形态被广泛地模拟或效法,一些城市或建筑的外在形象才与天体参照物之间确立了这样或那样的关联。他们所模拟的这种“文化精神”是被人们千锤百炼、潜移默化地追加为参照物本身与天具有的传统文化根基中的一部分。
正如当先民们对自然界带来的种种不能理解的事物的往复出现产生恐惧,随之形成强烈的思维对未知的“上天”产生无限联想,即使不知“上天”为何物,但相信它拥有无穷神力,因此慢慢赋天以神格。人们对“天”产生了由简单的“观天”到普通意义上的“敬天”再到无上恐惧的“畏天”及至凡事“问天”的心理变化。当上天被神化为人类的主宰后,“天”便是一切力量的源泉,上天成为众神的居所,而稳居天宫的日月星辰成为“上天”的代表。
我们所谓的这种“文化精神”是自人类认识世界之始随着对宇宙世界认识能力的不断加深后深深扎根于各个民族文化中的一种“传统精神”,而“上天”便是人们在长期不间断的观察过程中对其赋予了“无上神力”。这种“传统精神”和“无上神力”是“文化精神”外延的两个方面,更是人们在建造建筑单体或城市布局过程中所努力效法的外在物质的本源。
其次,如何厘清人们所崇拜的参照物所具有的这种“文化精神”是物体本身所固有的还是被后人追加的是我们在寻找“象天法地”源头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通常情况下,人们在进行“象天法地”行为时所参考的参照物的基本形象或其运行规律的“文化精神”在当时的社会必然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法则或定形了的思想体系。而这种法则或思想体系得以延续的基础是当时人类社会的这种思维模式早已确立。人们在观察参照物的过程中将那些特殊的、受人尊重的、可怕的或不可解释的东西或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各个社会形象或人们意念中的形象相附会,在后人对前人所附会的东西反反复复验证的基础上再追加更多其他的内容,这样参照物所具有的深不可测的“文化精神”便产生了。也就是说,“象天法地”过程中所努力创造的建筑之“文化精神”的最初形态来自于人类社会的早期生活原型。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些“文化精神”形成的历史过程:
1、从平凡天体到万人敬仰的神
人类在蒙昧阶段把那些来自未知世界的天体和不可解释的自然现象视为天地成型时的自然之物而不加理会。当人类社会和思维模式不断进化后人们开始对未知世界进行探索,在这过程中人们对这些参照物所呈现的特殊现象赋予无上的神力或更深层次的文化精神,将之视为神的化身,至此有了自然神的崇拜。当人类社会形态逐渐完善及至原始部落形成时,以首领为中心的群族生活有了社会领袖的中心。而对于那些驾驭人类之上、统领群族的首领来讲,什么也抵不过建立一个让族人生活安泰、社会秩序井然的精神世界更为重要,因而把这种寄托和希望对准那些高高在上或拥有呼风唤雨能力的神,原始宗教也由此产生。当人们的宗教行为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便希望对这些自然神灵的状态有所掌握,于是在人们不断地将它们与人类社会相符合的地方进行比较并建立各种联系后,将人类世界的社会原型附会于天地之上并赋予宇宙各物以神格,因此上天有了人类社会所拥有的以“帝”为中心的“天宫”之说,大地有了方位神、昆仑山等。“帝”为一颗重要的天体或星座,其他星辰或星座以“帝”为中心各司其职;地上之山川、河流、建筑等物成为天地相接的通道,这些基本的思想为“象天法地”创造了生活原型。
2、从自然世界到天宫宇宙
至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为更好的宣扬“君本神授”之思想以稳固首领对普通百姓的统治,经过统治者有组织地将那些利于其固化人们思想的神灵的力量无限夸大,使上天成为主管人类的最高统治者,而地上的君王则是在上天授意下统治人类社会的君主。天上的各神则各居其位,各司其职,不同的星座和天体是天神本身的代表或其居所所在;而地上的山川、河流皆有灵气成为保卫一方平安的神灵。如中国古代天体系统中受人顶礼膜拜的“帝”星即玉皇大帝本人,“紫微垣”为天宫所在,中国君王则为紫微星下凡世间统治一方百姓的神灵,因而人们必须遵从其管理。
玉皇大帝稳居帝星之居。以紫微垣为中心,以四象五宫二十八宿为主干,构成中国天界诸神的主体框架。紫微垣是三垣的中垣,居于北天中央,其两侧分称“紫微左垣”与“紫微右垣”,它们形成紫微神宫的坚固城垣。而紫微垣中这颗亮星即为“帝星”。“紫微”位处五宫中央,因此又称“中宫”。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记载:“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指北极星在天之中央,其地位是永恒不变的,而一切日月星辰都以之为中心旋转。这象征帝王位居中央,臣民们围绕帝王而旋转。在北极外围地球运行的黄道面上有众多星神又分为四组,每组七宿,合称二十八宿。其中,每七个星宿被称为一个象,统称四象。“四象”之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原始动物崇拜中,均被视为灵物或神物,将之与星座相联系,便产生天之四象。《礼记·曲礼上》记载:“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
3、从被动的传统到主观的固化
在不断被宗教强化的“神灵思想”在人类世界经历上万年的渲染与熏陶后,那些未知世界的事物无法在科学解释的前提下,人们只有被动的接受了这些已经被历史定论了的神学思想并渐渐忽略了这些“文化精神”的根本来源,认为上天是“神的居所”、“上天主宰着一切”等思想是与天具有的,殊不知这些论断是人们在生活中不断为其赋予的文化精神。后人们似乎对这些理论笃信不疑并着力打造通天之道或效法天体形态,由此便开始了“象天法地”漫长的实践之路。
由上观之,本文所述之“象天法地”之源实为追溯其最初之思想渊源,这里所述之“天”的普遍意义为建筑设计或城市规划时所模拟的天体本身或其所呈现出的天象。“象天法地”的本意是指人们通过参考天体位置或其形象及其所呈现出的天文现象来创作建筑或进行城市规划设计,这种“人为”的动作发生在天体基本形态或天文现象的存在或由其衍生的“文化精神”之后。
象天法地所效法的对象为真实宇宙世界的真实物体之形态,之所以模拟其形,源于这些物质本身被赋予了深厚的神学思想和文化渊源。这些神学思想和文化渊源来自于更早时期的人们已经形成了的人类社会制度。因此我们认为:象天法地最初的原型来自人类自身的思维或理想模式而非源于天体星座本身,象天法地的过程亦是在人们首先了解了方位和建立了理想的天宫形态后追加给天体特殊含义后才去模拟天体形态的,这使我们更加明确“象天法地”过程其实是对早期人类文明的一种延续。

“象天法地”的文化与文学意义

《吴越春秋》记载:“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八门,以象天八门;水八门,以法地八聪。”这种说法未必可靠,但是由此可知,古人很早就将“象天法地”思想应用于实际生活之中。从而使“象天法地”这一文化观念,具有了悠久的历史蕴含。
这种文化观念,首先体现在古代建筑方面,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班固《西都赋》:“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寔曰长安。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汧涌其西。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地之隩区焉。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及至大汉受命而都之也,仰悟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应,以发皇明。乃眷西顾,寔惟作京。于是睎秦岭,睋北阜。挟沣灞,据龙首。图皇基于亿载,度宏规而大起。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泰而极侈。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
班固《东都赋》:“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然发愤,应若兴云。霆击昆阳,凭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
其中的“仰悟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与“握乾符,阐坤珍”,实际上都是“象天法地”的另一种说法。另外,古代的小车、玉璧、明堂、古琴等,皆有“象天法地”的文化因素。这种文化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琴。据桓谭《新论·琴道篇》:“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梧桐作琴,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朞之数;厚寸有八,象三六数;广六寸,象六律。上圆而敛,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广下狭,法尊卑之礼。琴隐长四十五分,隐以前长八分。五弦,第一弦为宫,其次商、角、徽、羽。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为少宫、少商,说者不同。下征七弦,总会枢极。琴七铉,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也。”
车。《锦绣万花谷续集》卷八引李尤《小车铭》曰:“圆盖象天,方舆法地,轮法阴阳,动不相离。”
璧。《御定分类字锦》卷五十引《白虎通》:“璧方中圆外,位在中央,璧之为言积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之据用也。内方象地,外圆象天也。
明堂。桓谭《新论·离事篇》:“天称明故命曰明堂,为四面堂,各从其色,以仿四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岛,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王者作圆池,如璧形,实水其中,以环壅之,故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转王道,周而复始。”
那么,古人为何产生这种文化观念?这与《周易》的记载有关:“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另外,《周易》最初两卦,就是始于“象天法地”的思想,其《乾》象天,其《坤》法地。这是中古传统文化的源头。《周易》中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既具有“通神灵”的宗教性目的,也具有为后世文化创制规范的典型意义。明吴桂森《周易像象述》卷十称:“上古圣人,原通天地万物为一身,故能上象天,下法地,通万物之文,与宜于是,远近皆取,作八卦,而神明通万物类也。盖自八卦作,则日用不知之民,皆得以象天法地,利用出入,是圣人神明之德所通也。”因此,“象天法地”是《周易》产生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是指导后世人类文明的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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